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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日，北京昆仑饭店。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A)换届竞选正在紧张地进行。按照惯例，CVCA每年都要轮流从现任的理事当中拿出两个名额出来供协会会员竞选，当然，“这两个人也可以竞选从自己身上拿出的这个名额。”

　　这一次，轮到了徐新。同时兼任公共政策行动委员会召集人的徐新是CVCA 7名理事当中惟一的女性。在另一名理事主动放弃竞选的情况下，徐新选择了坚持，并最终再次当选为CVCA的理事。

　　徐新性格中典型的开拓性不仅使她成功“留在”了 CVCA理事会，对她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其终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今日资本，目前掌控约2.5亿美元基金。凭借网易、中华英才网等成功的投资，徐新毫不畏惧地放言要创中国第一VC品牌。

　　“对企业创始人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女性通常很细心，容易掌握对方的性格和一些细节，而且我觉得自己跟别人可以更好地沟通，容易相处。”徐新笑言。

　　跟徐新一样，TDF合伙人汝林琪也是一位先锋式的人物。1999年，她以合伙人身份加入新加坡 Venture TDF，不久后就创建了Venture TDF China，并选择定居上海。打那以后，汝林琪一直坚守在中国VC市场，不仅完成了TDF China Fund Ⅰ及TDF China Fund Ⅱ的融资，而且还拥有了阿里巴巴、分众传媒、百度、中国网通等显赫的战功。

　　这样的成就使汝林琪收到了很多美国顶尖VC的加盟邀请，但是倔强的汝林琪不为所动，毅然决定创建并坚持自己的独立品牌。

　　跟汝林琪同在一栋楼办公的李宏玮虽然没有选择独立而是加入由其新加坡-美国“老乡”共同创办的GGV，但是她却以同样的果断干练在短短3个月内就完成了包括中国汽车网在内的3个案子，并且“终于因为劳累而生了一场大病”。

　　当然，投入和回报总是正相关的。2006年4月，李宏玮由执行董事正式升任为GGV合伙人，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征途。一个月后，DCM中国投资负责人卢蓉也从主管的职位上晋升为合伙人。“这一方面对是卢蓉业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DCM对中国业务的重视。” DCM中国合伙人林欣禾说。

　　相形之下，在公众场合极少露面的CDH执行董事陈文江和KPCB合伙人李颖则略显神秘。见过李颖的人都称其为美女，甚至“很难将她跟顶级创投 KPCB联系在一起”。

　　或许在普通人的眼里，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并且/或者美貌的这些女人理应过着安适无忧的生活，但她们却选择了投身极具挑战性的创投行业。“到这一行后，你就不会再想去其他任何一行了。”也许李宏玮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

　　无论如何，英雌们同英雄们的理想都一样：创造奇迹。

Beaver Networks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投资的教育、培训及企业咨询公司，并在上海和苏州拥有全资子公司公司于.2000年9月收购中国最大的英语学习网络iCanSay.com，并结合强大的培训师资和行之有效的培训为 社会和企业提供英语和管理培训. 苏州工业园区国际职业培训学校是中新苏州工业园开发总公司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投资的国际性 的 职业培训学校。学校以培养高素质的英语、软件和商业管理人才为目标学校自成立以来已为园区内多家 跨国公司进行管理及英语培训。2002年与新加坡海狸信息(Beaver Networks)进行战略合作，进一步引入国际化培训课程及管理。

董事会

董事会主席－康长杰教授
   康长杰教授是全球控制工程理论的著名专家，是英国皇家工程学院80名外籍院士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内, 康教授历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新加坡国家科技局执行副主席，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董事，新加坡知识产权局 主席及新加坡卫生保健局主席等高级职务。康教授还创一个远程硕士研究生课程－新加坡麻省理工 联合计划并担任新方主席。

董事兼执行总裁－丁辰灵
   丁辰灵先生于1995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电子工程学位，并获以“新加坡开国副总理吴庆瑞”命名的吴庆瑞奖学金。在新加坡留学的五年中他三度赴美，对硅谷的创业环境和投资模式进行充分的考察，并共同创立了世界学生企业家协会并担任新加坡召集人。丁先生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士学位及美国商业课程证书。丁先生著有四本英语学习专著。

董事－林国鸣
   林国鸣先生具有四十年的跨国公司工作经验，历任新加坡MPH首席执行官、新加坡Cold Storage 首席执行官，目前担任新加坡建设局董事会主席及新加坡董事协会主席。

董事－Winston T.H.Tan
   Winston先生历任新加坡花旗银行副总裁、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总裁，目前担任Corporate Broker 公司总裁。

	许晖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许晖，HiPiHi公司的创始人。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学院，2001年就读于北大国际EMBA。曾担任My Web中国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和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99年“中国互联网十大新闻人物”。 作为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有着丰富的互联网公司运营经验以及金融投资背景。 1990 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在校期间，担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团委副书记。大学毕业后，开始金融投资生涯。 1998--1999 My Web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开始全身投入互联网行业。 1999 入选“中国互联网十大新闻人物” 。 2000 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国内最大的民营图书连锁店——“席殊书屋”的基础上，创办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公司，探索互联网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 2001 淡出商海，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EMBA，并创立国际EMBA 俱乐部(EMBA Club International)。 2005 重回互联网，创办HiPiHi网络虚拟生活平台。
	饶学伟 董事兼首席运营官 1990-2000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工作。 2000-2005 创办广东怡创通信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裁，该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及最大规模从事通信网络建设与网络技术服务的民营企业之一。在网络与通讯，尤其是在移动通讯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现任广东省工商联执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副会长。 2006 作为董事兼首席运营官加盟HiPiHi。
	纪方 副总裁 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为合伙人参与创办赢虎公关顾问公司(前身为未来视点传播公司)，任副总经理，主持多家国内外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品牌推广和传播工作。并曾任智联招聘网(zhaopin.com)公共关系总监、方正集团品牌推广总监，拥有6年多IT互联网业的市场整合传播经验。 2006年5月加盟HiPiHi公司，担任副总裁，负

　　What happens when video games meet Web 2.0?
　　When virtual worlds meet geospatial maps of the planet?
　　When simulations get real and life and business go virtual?
　　When you use a virtual Earth to navigate the physical Earth, and your avatar becomes your online agent?
　　What happens is the metaverse.

Ling Chai founded Jenzabar in April 1998, and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a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since March 2001. Ms. Chai served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rom its inception to February 2001 and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from Jenzabar's inception to December 1998. From September 1996 through June 1998, Ms. Chai attende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from which she received her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1998. From September 1993 to June 1996, she worked as a consultant at Bain & Company. Ms. Chai received her undergraduate degre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lso holds a Master of Liberal Arts in Public Affairs from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Ms. Chai is honored and profiled for her role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student movement in China's Tiananmen Square.

http://www.jenzabar.net/about_jbar/mgmt.html

1988年，英国登山家Joe Simpson写了一本名叫《触摸巅峰》。该书讲述了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生的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登山事故。这本书颇受好评，但不太畅销，并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可十年后，有趣的事发生了。Jon Krakauer写的另一部描写登山悲剧的书《进入稀薄空气》成为了畅销书。突然间读者又开始对《触摸巅峰》 产生了兴趣。
为满足读者要求，Random House出版社立刻再版该书。图书销售商把《触摸巅峰》放在《进入稀薄空气》旁边来促销。《触摸巅峰》越卖越火。来年一月，该书的简装版再版，并连续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4周之久。同月，IFC制片公司出品了以该书为背景的纪实片，倍受好评。到今天《触摸巅峰》的销售量超过《进入稀薄空气》一倍还多。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简单地说，是Amazon (亚马逊)的推荐造成了这个现象。 网上书商Amazon的软件注意到不少喜欢《进入稀薄空气》的读者也喜欢《触摸巅峰》，就向购买《进入稀薄空气》的所有读者推荐《触摸巅峰》。读者接受了推荐，并且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一时间，网站的留言里好评如潮，销量因此进一步增加，这就带来了更多的好评，于是形成了一个正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当Krakauer的书出版时，Simpson的书几乎已经绝版了。若是再早几年的话，《进入稀薄空气》的读者根本不会知道《触摸巅峰》的存在。即便知道，这本书也买不到了。但Amazon改变了这一切。通过把无限多的产品种类、实时的购买趋势和用户评价结合起来，Amazon 创造了一个把《触摸巅峰》由绝版书变成畅销书的奇迹。
这一案例不仅仅适用于网上书商，它其实揭示了一个全新的适用于媒体和娱乐业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正渐渐开始显示它的威力。比如Netflix的网上DVD租赁、Yahoo! LaunchCast 的MTV、iTunes的网上音乐商城，和Rhapsody。 由于有几乎无穷多的产品可以选择，用户真正喜好的产品被挖掘出来。这使得传统商家如Blockbuster 录像租赁连锁店、Tower Records（CD零售连锁店）和Barnes & Noble （书店）望尘莫及。而这种前所未有的选择让用户流连忘返。当他们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购买模式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欣赏口味竟是那么与众不同。或许以前的主流意识仅仅是被强大的市场营销、狭隘的产品选择以及亦步亦趋的流行文化所误导而已。
对上述公司的销售数据和趋势进行的分析显示，新兴的数字娱乐经济和今天的主流娱乐市场截然不同。如果说20世纪的娱乐业是以流行内容为主导的，那么在21世纪，那些非流行的内容将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一直忍受着迎合大众口味的无聊透顶的夏季大片和粗制滥造的流行音乐呢？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大众化的口味实际上是不对称的供需关系的产物，是市场对产品分销能力不足的回应。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理的世界里，我们的娱乐产品直到不久以前，也是以实物为媒介的。这造成了两个重大的限制。
第一，娱乐业必须靠吸引当地消费者才能存在下去。一般来说，电影院放映一部电影，至少要在两周内吸引1500名以上的观众才能收回放映厅的租金。一个音乐制品店，平均每张CD至少在一年中要卖出两张，才能收回这张CD所占用的半英寸货架的租金。DVD出租、电子游戏零售、书报零售等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这些行业里，商家的进货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销量，才能抵消库存的费用。而另一方面，商家只能吸引有限的本地客户群。对于电影院，是周围10英里以内的人群；音乐制品店和书店的范围更小；而录像出租店可能只有一两英里的范围。一部优秀的记录片，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五十万观众会感兴趣，但这却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在非常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如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市北部地区，或是加州Walnet Creek地区购物中心的人群中，有多少人会对此感兴趣。
很多出色的娱乐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会有大量热情的观众和听众，却难以跨越上述障碍。比如《疯狂约会美丽都（Triplets of Belleville）》这部广受好评，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的片子，只在全美6个影院上映过。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印度电影业在美国的遭遇。每年印度电影业有超过800部故事片出品；在美国有大约一百七十万印度裔；但最佳印度语影片《印度往事（Lagaan: Once Upon a Time in India）》（依据Amazon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的评价）只在两家影院上映过。在美国上映过的印度影片总共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受空间因素的制约，零星分布的观众和没有观众几乎没有分别。
另一个限制来自于物理定律本身。一定频谱范围内的无线电波只能搭载有限的广播频道；同轴电缆只能传 输有限的电视频道。而一天又只有24小时播放节目的时间。广播和电视节目的传送要占用大量的有限资源。其结果呢，也是需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这同样成为很多节目难以逾越的障碍。
娱乐业在20世纪对上述限制的解决方案很简单：让大片充斥影院，把畅销的音乐装满货架，给收音机听众和电视观众有限的选择，让他们甚至用不着换台。这样做其实没错。事实上，根据社会学家的理论，大片的产生有其心理学的根源－－是一种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的结合。而确实，颇有一部分在大众中流行的音乐、电影、书籍是高质量的。
但是，仅有流行的东西，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会或多或少地偏离主流。而对这些主流之外的东西探索得越多，我们就会越发沉迷于此。不幸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些主流之外的东西统统被扫到了角落里——为传统娱乐业服务的市场营销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以流行为主导的经济是旧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里，没有足够的库存空间来存放所有的东西，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比如说，没有足够的货架来存放所制作的CD、DVD和游戏；没有足够的银幕来放映所有的电影；没有足够的频道来播放所有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足够的无线电波段来播放所有的音乐；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内容传播给用户。
这是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但是，随着在线分销和零售模式的出现，我们正迈入一个资源极大丰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Robbie Vann-Adibe 是数字点唱公司 Ecast 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有超过15万首的曲目供其网络内的酒吧点唱。有一些统计数据非常令人惊奇，Robbie总是爱据此来向参观者们提问，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答错。这个问题就是：在随便一家在线媒体商店（像Netflix，iTunes，Amazon，等等）的排行榜前1万首曲目里，那些每月至少被租出去或卖出去一次的曲目占多大百分比呢？
大多数人都会猜是20%，原因很简单：我们一直都是被这样教的。二八定律，也被称为帕累托定律（由意大利经济学家Vilfredo Pareto在1906年提出），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由顶级制片公司制作的电影中，只有20%能够成为畅销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电视剧、游戏和通俗读物市场上。对于顶级音乐制作公司推出的CD来说，这个百分比还会更低。根据美国唱片业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统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唱片能够盈利。
但是，Vann-Adibe 告诉我们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99%，也就是说，市场对于排行榜前1万首曲目当中的几乎每一首都会有所需求。Vann-Adibe 在他自己公司的统计数据中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每个月里都有数以千计的听众花钱点唱那些在其他传统点唱服务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的曲目。
人们之所以答错 Vann-Adibe 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在两方面上都与人们的直觉背道而驰。第一点就是，在娱乐业中，二八定律是关于流行的定律，与销售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被禁锢在以流行为主导的惯性思维中——我们以为如果一个东西不流行的话，就不可能赚钱，也就不可能返还制作成本。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只有流行的东西，才有存在的价值。但是，Vann-Adibe，也包括iTune、Amazon和Netflix的管理者们，却发现那些非流行的东西同样能够赚钱；并且由于数量庞大，其盈利总和足以形成一个新兴的巨大市场。
对于iTunes这样的纯数字服务来说，由于不再需要货架，也没有制造成本和分销费用，卖出一件非流行品与卖出一件流行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它们的边际利润都是一样的。流行与非流行有同样的经济基础，它们都只不过是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等待对其需求做出响应，因而具有同样的存货价值。于是乎，流行不再是利润的唯一代名词了。
第二个原因在于业界对于人们的需求没有正确的认识。事实上，我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也并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们以为一件商品，如果没有摆在沃尔玛（Wal-Mart）或其它主要零售商的货架上的话，那么对这件商品的需求量一定很低；否则沃尔玛们没有理由不卖它。至于剩下的80%，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准商业化（subcommerical）的产品。
事实上，沃尔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大众化，它所出售的商品都是选之又选的。一张CD，沃尔玛必须卖出超过10万张拷贝，才有可能收回成本并产生足够的利润。而只有不到1%的CD能够达到这个销量。对于那6万个想要购买最新的《Fountains of Wayne》或《Crystal Method》专辑，或是其它非主流音乐的顾客，该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找了。书店、电影院、电台和电视台等，都会同样的挑剔。我们把大众市场（mass market）与质量和需求等同起来，而事实上，它只不过代表了千篇一律的重复性、狂轰乱炸的广告效应以及泛泛而肤浅的诉求。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还正在探索，但很明显地，我们想要的绝对要比这多。
为了了解我们那种不受资源稀缺的经济所限制的真正口味，让我们来看看Rhapsody吧。这是一个允许其订阅用户下载流媒体音乐的服务（属于RealNetworks)，目前提供的曲目超过73万5千首。
如果把Rhapsody每月的统计数据绘成图表的话，你会得到一条描述需求的“幂次法则”（Power Law）曲线，它看上去跟其它音像商店的曲线很相像：最热门的曲目有非常大的需求，随着热门度的降低，需求量急剧减少。但是当你仔细研究排行榜上4万名开外的曲目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4万首曲目通常是一个中等音像店的流动库存量（即最终会被售出的专辑）。沃尔玛等其他传统零售商的曲线在这里变成了零——或者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经营这么多的CD，或者是因为这些边缘曲目的本地爱好者们没能在商店里找到它们或者根本就没有迈进过商店的门。
而在Rhapsody的曲线上，需求量仍然维持在零以上。不仅仅是排行榜前10万的曲目每个月都至少会被下载一次，连那些在排行榜上排到20万、30万甚至是40万的曲目，都有人下载。不管Rhapsody如何迅速地扩张它的曲目库，那些曲目总能很快地找到听众，尽管每个月可能只有寥寥的几个人，从美国的某个角落点播了这些曲目。
这就是长尾。
在这个长尾上，你能找到任何东西。这里有年代久远的旧唱片，忠实的老歌迷们仍然会满怀深情地想起它们，或者年轻的一代会重新发现它们。这里有现场录音，单曲，混编曲目，甚至是唱片的封套。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细分再细分的小类别：想象一下，就好比一家Tower Records音像店，只出售80年代的hair bands （70年代兴起的重金属摇滚的一种）或是 ambient dub （参见这里）。这里还有那些在进口品货架上找不到的外国曲目，以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的演奏，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无从通过分销渠道进入现实当中的Tower Records音像店。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垃圾。不过，即使是流行的专辑，一样难免会有垃圾。听CD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跳过那些难听的曲目；而在网络上，人们则可以借助于群体选择的过滤作用轻易地避开那些垃圾。一首难听的曲目，如果刻在一张价值15美元的专辑里，就要白白花掉你大概十二分之一的价钱；但如果放在网络的某个服务器上，则没有什么危害——在一个曲目凭其自身价值来推销自己的市场中，这样的曲目根本得不到人们的注意。
长尾真正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它的数量。将长尾上足够的非流行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还要大的市场。以图书为例：Barnes & Noble 的平均上架书目为13万种。而Amazon有超过一半的销售量都来自于在它排行榜上位于13万名开外的图书。如果以Amazon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话，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在一般书店里出售的图书要比那些摆在书店书架上的图书形成的市场更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资源稀缺的限制，潜在的图书市场将至少是目前的两倍大。曾在音乐行业担任过顾问的风险投资家Kevin Laws 是这样总结这一现象的：“最大的财富孕育自最小的销售。”
这个结论对于娱乐业的所有其它领域或多或少也都是适用的。就拿网上销售和传统销售比较来说：Blockbuster 平均只能提供不到3000个DVD；而 Netflix 有1/5的出租量来自于其排行榜3000以外的内容。Rhapsody 每月被下载的歌曲中，在排行榜1万名以外的曲目甚至超过了在排行榜前1万名的曲目。在每一个例子里，那些传统的实体零售商们所无法触及的市场是巨大的，并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大。
当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互联网上最成功的商业都是以某种方式整合了长尾市场。例如，Google 的大多数收入来自于小广告客户（广告的长尾）；eBay 也是如此，众多细分市场以及只出售一件的商品形成了它的长尾。正如 Rhapsody 和 Amazon 一样，通过克服地域和规模的限制，Google 和 eBay 也成功地开拓了新的市场并同时拓展了现有的业务。
这就是长尾的力量。从那些先行者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三条重要的经验，我们将之称为新娱乐经济的新规则。
规则1：要应有尽有
如果你喜欢纪录片，Blockbuster 是不能满足你的。事实上，任何一家影像店都不能——现存的纪录片实在太多了，而它们的销售业绩又是如此糟糕，没有谁会在自己的货架上摆上几十张这样的片子的。不过，你可以加入Netflix，在那里你能找到上千部纪录片。因为Netflix的商业模式使出租纪录片成为可能。这样的大手笔给了纪录片行业一个振兴的机会。在去年，抓住弗雷德曼一家（Capturing the Friedmans）这部纪录片在全美租赁收入当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于Netflix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恋童癖指控所摧毁的实事。
Netflix 的首席执行官 Reed Hastings 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他把这一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 进行了交流，后者制作过一部关于美国士兵和越南妇女所生育的孩子的纪录片——《美国女儿越南妈妈》（Daughter From Danang）。该片曾在2002年获得奥斯卡提名并赢得圣丹斯（Sundance）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但是当时PBS并不打算发行 DVD 版本。Hastings 承诺负责DVD的生产和分销，条件是 Netflix 拥有该片的独家授权。现在，《美国女儿越南妈妈》一片在 Netflix 的纪录片排行榜上始终列在前15名里。这可意味着一个租赁者数量达到数万的市场。如果没有 Netflix，这样的市场根本是不会存在的。
还有许多具有同样吸引力的题材或细分题材以往被传统的DVD 渠道所忽视了：像是外国片、动画片、独立制作电影、英国肥皂剧、老式的美国情景喜剧，等等。这些被忽视的市场组成了 Netflix 租赁业务的巨大一块。光是宝莱坞（Bollywood，是印度的著名电影业基地）一块，每月的出租量就接近10万。由于能够找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片子，新的顾客蜂拥而至——对于订阅服务业来说，能够不花钱而吸引到大量用户，这无疑比金子还珍贵。所以，这第一课就是：抓紧那些细分市场。
那些电影院和影像店无法获利的事业，Netflix 却做得非常成功，原因就在于它能把分散的用户聚集起来。它根本就不介意那几千名想租神秘博士（Doctor Who）的人们是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是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对于Netflix 来说，它们的经济学意义是一样的。Netflix 冲破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它所真正关心的，既不是顾客们分布在哪里，甚至也不是有多少顾客会对某一特殊的片子感兴趣，而是只要有需求就可以了，至于在哪里都无所谓。
结果就是，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能够找到买主，就有存在的价值。这与当前的娱乐业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今天，一部老片子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出DVD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包括需求估计，幕后花絮等附加资料是否存在，以及周年纪念或是颁奖或是每一代人的时间跨度（迪斯尼基本上每十年发行一次它的经典之作因为新一代儿童成为了观众）等等推销时机。这些条件形成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电影制成了DVD。
也许对于真正的经典来说，这种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其它作品来说，这样做未免无事生事了。而与此相对的是，在长尾模式中，只需要把这些内容简单地刻成 DVD 就成了，也不需要有什么附加资料或是推销时机。就把这些 DVD 称为银色系列好了，并且只收正常DVD一半的价钱。独立制片的作品也可以这么办。今年，有将近6千部电影被送交到圣丹斯电影节。其中只有255部被接受了，而这里面又只有二十几部片子被选中发行。想看其它的片子，你就必须亲自参加电影节了。为什么不每年把所有的255部片子都制成 DVD并作为圣丹斯系列打折发行呢？在长尾经济里，评估一部片子比发行其DVD 要更费钱。所以，请尽管做就好了！
音乐界也应该如法炮制。业内公司应该设法获得版权以便能够尽快地发行那些不再流行的音乐，并把这变成一个机械的、自动的、大规模生产的流程。（这是为数不 多的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多有几个律师的时候。）游戏业也是一样。 怀旧游戏，包括那些在现代个人电脑上运行的经典老游戏的模拟版，由于第一代游戏迷的怀旧情节而日渐风靡。每个游戏出版三年后，游戏发行商都应该以99美分 的价格让玩家下载–无需提供技术支持、质量保证和产品包装。
所有这些策詻无疑对图书也适用。我们看到绝版书和正在销售的书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Amazon和其他旧书销售网络使得买一本二手书和买新书一样容 易。由于图书销售不再受地理限制，这些旧书销售网络创造出了一个流动市场来销售需求量很小的图书。这极大地扩大了它们自己的生意，同时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市 场对旧书的需求。加上越来越便宜的“按需求打印”的出版技术，无需过多解释为什么每本书都应该能买到已经成为可能。事实上，今天的孩子们非常有可能不知道绝版 书是什么意思了。
规则2：比半价还要更便宜
苹果iTunes的成功使我们以每首99美分的标准价格下载音乐。但这个价格合理么？
问问唱片公司，他们会说这过分便宜了！虽然每首99美分的价格和现在一张CD上平均每首歌的价格差不多，但大多数消费者只买一张专辑中的一两首歌，而不是整张CD。 事实上，网上音乐销售业正在出现向50年代单曲商业模式的回归。所以从唱片公司的角度，消费者应该为他们获得“点歌”的权利而多付些钱，这样才能弥补唱片公司未能销售整张专辑的损失。
但另一方面，如果问问消费者，他们会说99美分还是贵。首先，99美分显然比从Kazaa （一个P2P网络）上免费下载贵。但除此之外，99美分在经济学角度也讲不通：很明显，通过网络下载音乐，唱片公司的费用远远低于99美分。没有包装、生产CD、分销、存货的费用，单曲的价格为什么不能更便宜呢？
令人惊讶的是，有关什么是音乐下载合理价格的出色的经济分析非常少见。主要原因在于这个价格目前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唱片公司的“准卡特尔（译者：决定市场价格等的行业联盟）”决定的。唱片公司给单曲制定了一个65美分的批发价格。这使得零售商尝试不同价格的空间变得很小。
这个批发价格大致和CD上每只单曲的平均价格吻合。目的在于避免唱片公司惧怕看到的“渠道冲突”。唱片公司担心如果音乐下载的价格过低，仍旧占有 市场主导地位的CD零售商会造反，或者出现另一种更可能的情况，就是加速CD零售商的死亡。 不管哪种情况，都会把当前的音乐市场搅得更乱，使已经惶惶然 的唱片公司更加不可终日。无疑，他们在制定价格时考虑的是走下坡路的传统的CD零售业，而不是蒸蒸日上的音乐下载的销售方式。
如果唱片公司放弃抵抗会发生什么呢？大胆地猜测一下新音乐经济中把一首歌上载到iTunes 服务器的费用以及依此而定的价格到底如何？结果是惊人的。
零售环节不必要的花费都可以省掉，如制造CD，分销和零售。剩下的是发现、制作音乐和市场营销的费用。假定这些费用不变，从而保证音乐创作者和唱片公司获得的利益也不发生变化。对于一张销量30万张的专辑，每张CD音乐创作的费用约为7.5美元，折算到每首曲目约为60美分。下载音乐的服务所需要的开发和维护费用约为每首曲目17美分，而存储和带宽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照上述计算，当前流行曲目下载的价格比合理的价格要贵了25%。合理价格应该是79美分，这反映了用数字方式传播音乐节省的费用。
暂不考虑“渠道冲突”的问题，如果通过网络传播音乐的边际费用比以实物为物理依托（CD）传播音乐的边际费用低，那么网上下载音乐的价格也应当便宜。数字化的费用，而不是物理的花费决定价格。
这些消费者的福音对音乐产业也是有益无害的。薄利自然造成多销。去年Rhapsody进行了一次有关需求弹性的试验。试验结果指出销量的增加非常显著。在试验期间，Rhapsody给用户提供了三种单曲价格，99、79、49美分。尽管49美分已经低到99美分原价的一半，但销量却是原来的三倍。
唱片公司每首单曲的费用还是65美分，Rhapsody额外每首曲目还要付给版权拥有者8美分，所以这个试验是赔钱的。(不过，正如那句老式玩笑，赔本赚吆喝。) 但长尾经济中可销售的大量产品是那些已经把本赚回来了的老内容，还有些是被认定赔本已经被划销了的。又比如由接受唱片公司很少投资的乐队用低廉的费用创作的音乐，以及其他实况录音、老歌翻唱等等。
这些非主流音乐的制作成本比流行作品还要更低。那为什么不能更便宜地卖给消费者呢？想像一下，沿着长尾曲线向末端移动的产品越来越便宜。实际上，是流行程度（也就是市场）在决定价格。只要唱片公司把那些销量不是很大的单曲的批发价降低些，比如提供一个两三种价位的价格模式，情况就会大大改观。而由于上述的大部分内容在传统的音乐零售店根本找不到，也就不大会出现“渠道冲突”的风险了。我们学到这样一点：用低价格把消费者引向长尾末端。
唱片公司到底可以把价格降到多低呢？答案来自于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对那些音乐爱好者们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到底从iTunes和Rhapsody买多少首歌，而是花钱买歌与从Kazaa等点对点网络免费下载歌曲之间的比较。消费者们能够直觉地感到免费的音乐并不是真正免费的：除去法律方面的风险，通过这种途径来建立自己的收藏是一件很花时间的事情。唱片来源不一致，质量不稳定，还有约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曲目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正如Steve Jobs在iTunes的音乐店开张时说的，从kazaa下载音乐可能会让你省一点点钱，但你等于在做一份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的工作（译者：这样做得不偿失）。对音乐如此，对电影和游戏来说就更是这样了：盗版产品的质量更加令人沮丧，还可能包含病毒，下载也要花长得多的时间。
所以说，免费是有代价的：这就是方便，是一种心理上的价值。当人们觉得不值得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掏出他们的钱包。准确计算这个价值量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考虑到在校学生的钱包厚度以及他们的空闲时间。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下，比如说音乐，这个价值是每首歌20美分左右。这实际上划定了长尾商业市场以及地下市场之间的分界线。两个市场仍将同时存在，但对于习惯用长尾来思考的人们来说，关键是要充分利用20美分到99美分之间的机会来最大化他们的市场份额。通过提供合理的价格、方便的使用以及稳定的质量，你是可以同免费进行竞争的。
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停止对单曲的收费。eMusic的拥有人Danny Stein认为，未来的商业应该完全从版权所有模式中脱离出来。随着有线的以及无线的宽带网络变得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们会转向点唱式的音乐服务，这种服务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曲目。某些曲目会由广告支持并对听众完全免费，就象广播电台一样。其它的，像是eMusic或Rhapsody，将会是一种订阅模式的服务。今天，iPod在数字音乐经济中独占鳌头，其模式是付费的个人曲目收藏。随着网络的完善，并借助于广告的赞助或是划一收费（比如月费9.99美元的无限制下载），无限制流媒体音乐的经济优势将会改变市场的方向，并在零售音乐模式的棺材上钉上又一颗钉子。
规则3：引导用户去探索
在1997年，一个名叫Michael Robertson的创业者开办了MP3.com——一种看上去很像是典型的长尾商业。任何人都可以上传音乐文件并可以让任何人下载。其理想是，通过这种服务，艺术家们可以跳过唱片公司直接同听众们建立联系。那些想要在网站上毛遂自荐的乐队们需要付一定的费用，MP3.com则通过这些收费来赚钱。这样，唱片公司的专制将被终结，一幅百花齐放的美景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许多人实际上利用这一服务来非法地上传和共享那些商业曲目，结果导致了唱片公司对MP3.com提出起诉。抛开这点不提，MP3.com也未能实现其设想的目标。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乐队并没能找到新的听众群，独立音乐制作也并未获得任何改观。相反地，MP3.com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不光彩的声誉：一个良莠不分的充斥着大量粗制滥作的音乐集合。
MP3.com的问题在于，它只顾及了长尾。它没有同唱片公司达成版权协议来提供任何主流或流行的商业音乐，因而就没有消费者所熟悉的产品作为入手点，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开拓的基础。
而只提供流行的东西同样好不到哪儿去。看看那些有线电视公司提供的视频点播服务，或是制片厂们维持的视频下载服务Movielink，无一不在苦苦支撑。过于强势的内容提供方以及过高的成本使得他们能够提供的内容非常有限：通常只是最近发行的几百部片子。由于缺少选择，他们无法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也无法成为娱乐经济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与此相比，Netflix，亚马逊（Amazon）以及其它商业音乐服务的成功表明我们必须同时顾及曲线的两个端头。大量的非主流作品库藏让它们变得与众不同，但同时，流行作品仍然是在第一时间吸引顾客的关键。然后，出色的长尾商业才能进一步引导顾客们根据其爱恶，去轻松地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
举例来说，出现在Rhapsody首页上的是Britney Spears（布兰妮），这毫不惊奇。在她的歌曲列表边上有一个列有“同类艺术家”的方框，其中就有Pink（平克）。如果你点击了Pink的链接并且对你听到的感到满意的话，同样还可以继续探索与Pink类似的艺术家，比如说，No Doubt（无疑乐队）。而在No Doubt的页面上列有一些同流派的先驱和追随乐队，其中你会找到Selecter，一个80年代来自英国考文垂的ska乐队（ska是一种牙买加风格的音乐）。通过三次点击，Rhapsody就有可能引导Britney Spears的歌迷们去尝试一个在音像店里很难找到的专辑。
Rhapsody是通过人工编辑与类别引导相结合来向用户进行推荐的。而Netflix（其百分之六十的租借源于推荐）和亚马逊是通过群体过滤的方式，即利用用户的浏览和购买模式来引导那些有相同行为的顾客（“购买此作品的顾客还买了……”）。不管哪种途径，目的是一样的：通过推荐，把顾客的需求朝长尾的方向引导。
这就是推动型模式与拉动型模式之间，广泛性与个性化口味之间的差别。长尾商业通过在大众化产品之外提供众多的个性化定制，从而做到区别对待每一个个体的客户。
所带来的好处是全方位的。对娱乐业自身来说，推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它使得那些低成本电影和非主流音乐能够找到自己的观众群。对消费者来说，如果好的推荐机制能够让他们得到信噪比更高的、更准确的其他产品信息，这无疑会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以及唤醒他们对音乐和电影的热爱，从而创造一个更大的娱乐市场。（Netflix的用户平均每月租七部DVD，三倍于那些普通店铺的租借率。）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所带来的好处体现在文化的更加多样化，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分销渠道的匮乏而造成的单调乏味局面，并终结了流行文化的专制地位。
这就是长尾的力量。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天大家言必称道哥。

 

如果我们把“疯狂的石头”解读为一个商业竞争故事，道哥无疑是初创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初创企业家的化身。没有稀缺资源，没有品牌和实力，互联网创业企业当然只有破坏既有的法则才能崛起，对于国营企业、跨国公司而言，他们确实就是小毛贼。

 

道哥处于“事业上升期”，充满梦想但又实干“低调”、眼光敏锐并且确实锁定了一个重大机会，有一个能打能杀的团队紧密团结在周围，胸怀大志注意员工培养“素质”，勇于冒险，……

 

如果以审视一个创业家的角度，道哥近乎完美。如果是女性投资人，一定还会喜欢他用情炽烈专一。

 

然而，为什么道哥失败了呢？

 

在分析创业家道哥失败的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全面理解一下道哥所处的竞争环境。

 

工艺厂，翡翠的拥有者，正是一个真正的国营企业。经常是稀缺资源、市场机会本来的拥有者。不过，老谢这样的一把手，通常是把精力放在卖地和工人安置上。他的经营团队，保卫科长包士宏，唯一的使命是保护现有业务和资产。

 

老谢的儿子谢晓盟，就是所有大型国企的三产子公司，缺了钱就问老爹要，很容易得到各种宝贵的机会，但是没有总部经理们对国有资产的使命感，也没有道哥对事业上升的饥饿感，所以就算是略施小计就拿到翡翠，谢晓盟也不过只是用来泡一次妞。

 

国际大盗麦克，理念一流，职业水准一流，薪水一流，穿着极为得体，中文也讲得很好，只有像Yahoo和Google这样的大公司才能雇得起。

 

麦克一到任就被蒙上眼，让道哥赚了一把。这没有关系，麦克有的是钱。接下来又由于轻信本地供应商，结果不合格的绳子让他拿不到伸手可及的宝石。

 

尽管麦克飞檐走壁技能超凡，调研摸底计划到位步骤清晰。但是却处处碰壁。原因很简单，他的基本思路适合在香港、东京或纽约的摩天大楼里作案，不适合四川的土庙。在土庙里耍蜘蛛人那一套，只能落得被道哥手下戏弄的地步。

 

这么说来，保卫科长只知守不知攻，麦克水土不服，道哥作为一个优秀的创业家在这样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中为什么依然失败了呢？

 

首先，道哥失败不是因为运气不好。

 

即便是那个车门没有突然打开，道哥抢来的也是15块钱的假翡翠。

 

更何况，直接从保卫科长手里抢宝石，如同在市场上创业企业与传统国营企业正面直接冲突，本来就是凶多吉少的事情。

 

在我看来，道哥失去了两个机会。

 

一是没有放手让手下“黑皮”用最直接、简单的方式拿回翡翠，“用锤子一砸，拿了就跑不就完了吗”。

道哥沉浸在对“素质”的关注中，不知不觉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目的感。其实，在企业的这个阶段，以最快速度达到目的是第一位的。管什么素质不素质呢？道哥恐怕是中了一些MBA课程的毒，梦想着建设企业文化，过早地强调管理，却不能发自内心尊重员工并激发他们的最长处。

 

二是错过了谢晓盟送上门来的真翡翠。

 

谢晓盟在体制内游走如入无人之境，拿翡翠如同探囊取物，同时没野心不野蛮。与道哥感情专一，做事执着，敢打敢杀完全不同。

 

因而，谢晓盟对于道哥是个没有任何危险的人，无论是情场还是生意场。他泡了一下道哥的女朋友纯属偶然。可惜，道哥过于感情用事，没有看清这一点。否则，与谢晓盟合作，早就拿到了翡翠不说，感情也不必受那么大伤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道哥作为创业家必须搞清楚但是却恰恰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不过，翡翠挂在保卫科长女朋友脖子上显然不会是最后的结果，道哥撞一下未必会死去，黑皮吃了偷来的面包会甩掉追赶……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骅骝拳跔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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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老子全书的思想，可以看出老子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是崇尚自然、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还有就是关于矛盾双方独立统一的相互转化。老子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对我们理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有帮助。“三十辐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只用。”车轮有了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陶器有了杯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房屋有中央的空间，才有房屋的作用。老子还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无声”、“无形”本来是虚空的东西，谈不上“大音”、“大象”。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应是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至美的乐音，至美的形象已经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反倒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大音”、“大象”至少有一个负载它们的实体，才能显示其“大”。正如老子对车轮、陶器、房屋的论述，如果连“辐”    “户牗”都没有了，又何有车轮、陶器、房屋之说，它们又何能发挥其作用。所以我同意陈鼓应先生的说法，认为张少康先生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解释有失妥当。“大声”不是“无声”，它给人以无声的感觉，是因为它是乐音中至美的声音，是天籁，美到和自然浑融一体，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却令人回味无穷，它的妙处是意在言外。

      老子在这句话中主要不是赞扬所谓的“大音”和“大象”，而是强调这种乐音、形象给人带来的实体之外的意蕴，留给接受者的无限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和后世的许多山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人逐渐把这样一个命题引入了美学和文艺学范畴，并用文学作品很好地阐释了它的内涵。文学作品运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具体的景象，但文学作品的韵味，并不在具体的“音”和“形”上，而在于这些具体的景象所构成的，存在于这些具体的形象之外的艺术境界。王维就是很好的一个阐释者。王维尤其是到了晚年，非常崇尚佛老，他的诗是真正的“大音”、“大象”。

      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短短的二十个字，却有咀嚼不尽的韵味。“人闲桂花落”是用有声写无声，连桂花花瓣凋落的声音都听得到，足可见当时自然界的寂静，诗人内心也应该是无欲无求的，是淡泊而空灵的。否则又怎能听见“桂花落”。大自然是寂静的，人是平静的，悠闲的。以自然界的“动”写自然界的“静”，进而烘托出创作主体内在的虚静。在这样的静寂中，“时鸣春涧中”，以一个动态的“鸣”的过程，写深山的“静”。全诗看似无意为之，信笔写来，却有着极丰富的内涵。我们听到的声音往往来自“大寂”，来自语言世界以外“无言独化”的万象万物中。在这种诗中，静中之动，动中之静，寂中之音，音中之寂，相因相依。

      王维的另一首诗《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植林叟，谈笑无还期。”是一个“希声”、“无形”的无我之境。诗人没有俗事琐事的牵挂，随意坐着小船行到水的尽头，看云霞升起一部分。他已经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觉得诗人在描写什么，只是被他塑造出的那样一种氛围所笼罩，读者也跟同诗人成为画中的一景，自然中的一物。人与自然的界线，作者与读者的界线都不存在了。似乎是在读诗，又似乎什么都没读没想。读完已经“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语）。

      到中唐，皎然在《诗式》、《诗议》中论诗境要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他提倡诗歌要率真自然，无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这种论述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更具体地论述了诗歌的意境。好的诗歌读起来清新自然，丝毫看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实际上也都是作者辛苦构思的结果。晚唐的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蕴外之致，味外之旨”与皎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皎然和司空图所论述的好诗，就给人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感觉。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及老子矛盾对立转化，虚实相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我们要纵观老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才能更好的理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确切含义。后世除了庄子在思想上对它的传承发展，历代许多文人还把这种思想融进具体创作中，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

张海：“密法大鳄”

　　2005年3月24日，正在享受美味的“神秘富翁”张海被佛山警方拘留审查，罪名是涉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此外，张海还涉嫌做假账、虚假投资、虚增销售等多项罪名。

　　早在1988年，年仅14岁的张海考入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以“特异功能”著称。4年后，张海招揽学徒，传授“密法”，收入颇丰。1995年迁居广州时，其身份由“藏密大师”摇身转变为拥有名车和豪宅的“富豪”。

　　退出江湖的张海很快投入到资本市场。1996年，张海和他的另外两个伙伴筹资1亿改组了中航科技下面的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即后来的深圳凯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而展开收购活动。2001年，频频得手的凯地又先后介入了银鸽投资、深大通和浙江国投；2002年初，28岁的张海轻取健力宝，被称为“资本巨鳄”。

　　据报道，在张海主持健力宝的两年时间里，银行负债增加了10亿元，其他经营负债增加了11亿元。健力宝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张晨：“中国式”职业经理人

　　因为海外贸易的背景而被开开集团引进的职业经理人张晨，是典型的不讲游戏规则的 “中国式”职业经理人的代表。他利用了国有企业的信任和纵容，通过一系列关联交易，不仅取得旗下上市公司部分控制权，而且从中骗取了不少钱财。目前，张晨携款潜逃可能已至海外，其下属和亲戚均已涉案被拘。

　　这个杭州人现年42岁。1989年至1992年任美国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晨做事非常隐蔽，在与开开实业发生的资金往来中，没有任何一笔看上去与他有直接关系。在控股开开实业之前，张晨就开始利用各自公司实施相互担保。掌控开开实业以后更是利用子公司以及海外营销出口渠道，编织了复杂的资金链条，开开实业因此造成账面金额损失惨重。

　　4月2日，曝出“张晨案”的开开实业(600272,SH)表示，公司2004年度将预计亏损7亿元。开开实业的净资产将因此骤然降低，从原有的8.7亿元降至1.7亿元。根据该公司总股本2.43亿股计算，开开实业的每股净资产将为0.7元，低于面值1元/股。

 

　　2004年9月，开开实业与开开集团和Emi-rates公司设立的毕纳高房地产公司，以7.38亿元的价格从开开集团手上接下了东海广场项目。2004年底，张晨套取巨额现金潜逃。

仰融：大佬的悲哀

　　仰融究竟是谁？是中国第三富翁，还是国有资产的侵食者？现在再问这些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了。

　　仰融起家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迹于沈阳金杯。1992年沈阳金杯在上海上市，华晨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这正是仰融掘到的“第一桶金”。此后，经过仰融的巧妙安排，在沈阳金杯上海上市两个半月后，华晨汽车成功赴美上市。至高峰期，大华晨控制的资产规模在300亿元左右，净资产约40亿元。

　　据称，仰融的出局在于他在发展汽车项目上与沈阳市政府的分歧。仰融并没有把所有的汽车项目放在沈阳。而沈阳方面则希望仰融能把资金留在沈阳，包括整车和零配件。双方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而仰融的阵营也出现了分化，给了他致使一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10年前，一个年轻人正在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指导下读研究生，到上交所实习时住在上海一家招待所，吃饭时听见一个人神侃资本市场，见地透辟精深，越听越入迷，竟写信给导师，先放下硕士论文不写，随那人而去。这位年轻人就是苏强，那位具有感召力的人自然就是仰融。10年后，苏强却同仰融反目了，并给予仰融“出局”致命的一击。

　　把默默无闻的金杯客车卖到了华尔街，仍然逃不掉“出局”的宿命。这就是资本经营者的命运，还是中国式“大佬”的结局？

　　唐万新：“民企式”死亡

　　2004年12月17日，德隆集团的核心人物40岁左右的唐万新被正式拘捕。

　　大学肄业的唐万新1986年春天开始运作彩扩业务。1992年，唐万新涉足股市，在刚起步的中国股市里，充分展露其超强才能，夺金无数。在过去的18年内，唐万新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几乎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几乎一一囊括。

　　时至今日，外界尚不能全窥德隆堂奥。大体的判断是唐万新借产业与金融两个翅膀来为他从股市上牟取暴利。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的结论是短融长贷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德隆帝国的坍塌，是败在唐万新的野心，还是输在宏观调控？

刘波：长袖善舞“媒体帝国”

　　刘波不黑不白，至今也下落不明。他的问题有多大呢？答案是：涉嫌约40个亿的贷款黑洞，以及数目不详的担保贷款。

　　刘波的传奇生涯开始于《传世藏书》。从1991年启动，到1996年，《传世藏书》完成全部123卷本的编纂、出版。涵盖经、史、子、集，以传世善本或公认最好的通行本为底本，已过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亲任总编辑，2000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一同参与整理编校。《传世藏书》标价高达6.8万元，几乎史无前例。

　　1998年，刘波借壳“武汉长印”，进入资本市场。其“运作”思路为：有个好的概念，寻找概念的一个基本载体，然后再把“概念”卖给银行。这一点先是在《传世藏书》的运作中得到体现，接着是海南诚成药业有限公司打出的“制药”招牌(经过最近10年的发展，海南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制药基地)融得巨资，接着是在1999年、2000年运作上市公司“诚成文化”时达到顶点——只不过到了诚成文化之时，概念不仅卖给了银行，也卖给了资本市场。

　　关于刘波，起初的版本是：湖南人，14岁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拿到硕士文凭；之后又考入北大哲学系读博士，师从季羡林学习东方哲学。事发后，又版本为：所谓14岁考入武汉大学，又考入北大哲学系读博士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真面目却很少流传，很难在各种杂志、报刊、网站上看到刘波的影像。

　　张恩照：“影响”着一个行业的改革

　　如果不是《财经》杂志的国际化视野，国内很少人会知道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居然会在美国成为被告。谁给了他隐瞒真相的权利？

　　与别的“诡秘高管”有一点不同，张恩照的履历似乎还很透明。在建行的网站上，他的个人信息十分清楚：男，1946年12月生，山东莒县人，1981年加入中国***，复旦大学金融管理专业毕业。1964年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参加工作，1984年7月任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86年1月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1987年6月任行长、党委(党组)书记；1999年9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2002年1月起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一点不清楚的是，他于2005年3月16日宣布辞去建行董事长职务的真实原因。目前建行尚未就张恩照事件透出官方消息。但此前已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张恩照涉嫌为一些IT公司提供优惠信贷时收取了回扣。由于2005年为中国银行企业进入证券交易市场的重要年度，张恩照的不清不楚，足以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银企的信任

2004年6月23日，“审计风暴”使畏罪潜逃的原“国电”总经理、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进入了公众视线。审计报告称，1998-2002年期间，该公司损益不实情况比较严重，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由于决策失误，公司国有资产遭受损失涉及金额78.4亿元，其中因领导人原因的损失达32.8亿元，占42％。

　　据媒体透露，高严在云南包养一主持人。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其共享奢华。1999-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另外，他还拿出293万元在沪购买了一套豪宅，营造安乐窝。

　　2002年9月布置完“后事”的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至今尚不知去向。据称，其子高新元仅4年就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时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杨斌：中国式成功，中国式陨落

　　杨斌，这个曾被誉为“中国黑马富豪”的人，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中外，而后又迅速流星式地落向深渊，其经历宛如一场经典的好莱坞式的大戏。

　　杨斌一度以75亿人民币、仅次于刘永好兄弟1亿美元的身价名列“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被财经界惊呼为“黑马富豪”。同时，他还曾经被朝鲜任命为朝鲜国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长官。

　　审阅杨斌的过去，往往具有断裂层。基本面是出生于江苏，后来到荷兰，再后就是到沈阳发迹。

　　杨有6项罪名，其中仅伪造金融票证一项，涉案的数额就高达17亿元人民币之多。听到宣判结果，杨斌说：南非曼德拉坐牢27年，出来做总统，我坐牢8年，出来58岁，照样可以做总统

最后的营销机器（营销终结者）

Special Report From The Economist Translate by skyun

Thanks to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advertising is becoming less wasteful and its value more measurable

由于互联网的力量，广告投放变地不那么浪费，而它的价值的可测量性正在提高。

IN TERMS of efficiency, if not size,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is only now starting to grow out of its century-long infancy,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Wanamaker era”. It was John Wanamaker, a devoutly Christian merchant from Philadelphia, who in the 1870s not only invented department stores and price tags (to eliminate haggling, since everybody should be equal before God and price), but also became the first modern advertiser when he bought space in newspapers to promote his stores. He went about it in a Christian way, neither advertising on Sundays nor fibbing (thus minting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advertising”). And, with his precise business mind, he expounded a witticism that has ever since seemed like an economic law: “Half the money I spend on advertising is wasted,” he said. “The trouble is, I don't know which half.”

如果从效率不是规模的角度来说，广告产业才刚刚开始走出它一个世纪长的幼年期，也可以说是它的“沃纳梅克时代”。 沃纳梅克是来自费城的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他不仅发明了百货商店和价格标签（从此消除了争价，使得在上帝和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当他通过购买报纸的版面空间来促进商品销售的时候，成为了第一个现代广告人。他用基督教的方式从事这种活动，即不在星期天做广告也不对客户撒慌。（因此创造了“无欺诈广告”的概念）。有着精确的商业思维的他，用一句直到今天看起来像一个经济法则的俏皮话解释了广告这个东西。“我花在广告上的钱有一半是浪费了，”他说，“可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Wanamaker's wasted half is not entirely proverbial. The worldwide advertising industry is likely to be worth $428 billion in revenues this year, according to ZenithOptimedia, a market-research firm. Greg Stuart, the author of a forthcoming book on the industry and the boss of the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a trade association, estimates that advertisers waste—that is, they send messages that reach the wrong audience or none at all—$112 billion a year in America and $220 billion worldwide, or just over half of their total spending. Wanamaker was remarkably accurate.

沃纳梅克的“一半浪费论”并不完全只是一个谚语。根据一家叫“实力传播”的市场调查公司的统计结果：全世界广告业今年的总收入大概是在4280亿美元左右。Greg Stuart，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广告行业的书籍的作者，也是一家叫“交互广告局”的同业协会的老板。他估计广告客户的浪费――即他们把广告信息发送给错误的受众或者根本就没有到达受众的部分――美国一年是1120亿美元而世界范围内是2200亿美元，正好接近他们广告总量的一半。沃纳梅克的说法非常准确。

What Wanamaker could not have foreseen, however, was the internet. A bevy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from Google,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online advertising agency disguised as a web-search engine, to tiny Silicon Valley upstarts, many of them only months old—are now selling advertisers new tools to reduce waste. These come in many exotic forms, but they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a desire to replace the old approach to advertising, in which advertisers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exposing” a theoretical audience to their message, with one in which advertisers pay only for real and measurable actions by consumers, such as clicking on a web link, sharing a video, placing a call, printing a coupon or buying something.

沃纳梅克当初没有预测到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一群创业公司的出现――从谷歌，一家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伪装成网络搜索引擎的在线广告代理公司，到那些很小的甚至只有几个月大小的硅谷暴发户。他们都忙着向他们的广告主销售新型的营销工具以减少浪费。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希望采用一种新的广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广告客户只需为那些真正的和可测量的广告受众行为付费。（比如点击一个网页链接，共享了一个视频，打出了一个电话，印刷了一张赠券或者购买了某些产品）。来取代原有的广告模式，即广告客户为他们的广告信息在理论上能够“暴光到”的客户付费。

Rishad Tobaccowala, the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of Publici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advertising groups, and boss of Denuo, a Chicago-based unit within Publicis with the job of probing the limits of new advertising models, likens traditional Wanamaker-era advertising to “an atom bomb dropped on a big city.” The best example is the 30-second spot on broadcast television. An independent firm (such as Nielsen, in America) estimates how many television sets are tuned to a given channel at a given time. Advertisers then pay a rate, called CPM (cost per thousand), for the right to expose the implied audience to their spot. If Nielsen estimates that, say, 1m people (“the city”) are watching a show, an advertiser paying a CPM of $20 would fork out $20,000 for his commercial (“the atom bomb”).

Rishad Tobaccowala,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广告集团－阳狮的“首席创新官”，也是阳狮旗下一家设在芝加哥的以探查新广告模式的缺陷为目标的公司的老板。他把沃纳梅克时代的广告比作“一颗原子弹扔在一座大城市。”最好的例子就是广播电视上30秒广告。会有一家独立的公司（像美国的尼尔森）估算有多少台电视机在某一个时段收看某个频道。然后，广告主为一个比率付费，这个比率叫每千人成本。因此来取得向暗涵的潜在客户暴光广告内容的权利。如果尼尔森评估说，这个城市中有100万人在收看某个电视节目，则一个广告主以20美元的千人成本计算的话，他总共需要为他的广告（原子弹）支付2万美元。

Gone for a brew
The problem is obvious. The television room may be empty. Its owners may have gone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cup of tea or to the toilet. They may have switched channels during the commercial break, be napping or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he viewer may be a teenage girl, even though the advertisement promotes Viagra. It might even be a TiVo or other such device that records the show so that the owner can watch it later and skip through the commercials. Parks Associates, a consumer-technology consultancy, estimates that 10m American households already have a digital video recorder.

这种模式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放电视的房间也许是空的。它的主人可能去厨房泡一杯茶或者是上厕所去了。在广告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转换频道，或者在织毛衣，打电话什么的。
甚至一个关于伟哥促销的广告，受众却可能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受众也可能通过TiVo这样的录像设备把节目录制下来而跳过那些商业广告。Parks Associates，一个消费者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估算每千万个美国家庭中，已经有一台数码影音录像设备。

“Segmentation”, an advertising trend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ied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media, represents only a cosmetic change, thinks Mr Tobaccowala. Advertisers airing a spot on a niche channel on cable television, for example, might be able to make more educated guesses about the audience (in their 30s, gay and affluent, say), but they are still paying a CPM rate in order blindly to cast a message in a general direction. Instead of atom bombs on cities, says Mr Tobaccowala, segmentation is at best “dropping conventional bombs on villages”. The collateral damage is still considerable.

Tobaccowala先生认为：依靠媒介细分而进行的“市场细分”，作为过去二十年来广告发展的一个趋势，仅仅表现出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广告主在一个有线电视的利基频道投放广告，例如，也许能够对受众作出更有依据的推测（30岁上下，富有的，同性恋者），但是他们仍然为了在一个大致的方向盲目地投放他们的广告信息而支付一个CPM（每千人成本比率）。Tobaccowala说，虽然不同于原子弹在城里爆炸，所谓的细分也只不过是把原来的扔在了村子里而已。间接的损失仍然相当大。

By contrast, the new advertising models based on internet technologies amount to innovation. Instead of bombs, says Mr Tobaccowala, advertisers now “make lots of spearheads and then get people to impale themselves.” The idea is based on consumers themselves taking the initiative by showing up voluntarily and interacting with what they find online.

相反地，建立在网络技术也就是创新基础上的新型广告模式取代了原先的，Tobaccowala说，现在广告主“制造了大量的先头部队然后让人们自己陷入其中。”这种想法是建立在消费者自己带头自愿地暴露并与他们在网上找到的产品信息产生互动。

In its simplest form, this involves querying a search engine with keywords (“used cars”, say), then scanning the search results as well as the sponsored links from advertisers, and then clicking on one such link. In effect, the consumer has expressed an intention twice (first with his query, then with his click). The average cost to an advertiser from one such combination is 50 cents,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PM of $500; by contrast, the average CPM in traditional (“exposure”) media is $20. A consumer's action, in other words, is 25 times as valuable as his exposure.

在这种简单的模式中，包括了用户用关键字询问某个搜索引擎（“二手车”比如），然后扫描搜索的结果和广告主赞助的链接。实际上，消费者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两下次表达了他的意图（第一次是他的询问，然后是他的点击）。一个广告主从这样一次结合中的平均成本是50美分，相应的CPM（每千人成本）是500美元；相比之下，传统（暴露）媒体的每千人成本20美元。换句话说，导致消费者的行动的价值，是仅仅的广告信息暴露的25倍。

The person who deserves more credit than anybody else for this insight is Bill Gross, an internet entrepreneur with a kinetic mind and frenetic speech who in 1996 started Idealab, a sort of factory for inventions. One of the companies to come out of his factory was GoTo.com, later renamed Overture, which pioneered the market for “paid search” or “pay-per-click” advertising. In 2001 Mr Gross ran into 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the young co-founders of Google, a search engine that was just then becoming popular, but still had no way of making money. He offered them a partnership or merger, but Messrs Brin and Page were purist at the time about not dilu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ir search results with commercialism and they turned him down.

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接受这项荣誉的是Bill Gross，一个有着活跃的思维和疯狂的言论的互联网企业家，他在1996年开创了一种专门提供创新产品的工厂－Idealab。从这个工厂中产生出一个叫“GoTo.com”的公司，稍后改名叫“Overture”，这个公司牵引广告市场走向“搜索付费”或“点击收费”。2001年的时候，Gross先生照会Sergey Brin 和Larry Page。一家叫“Google”的搜索引擎公司的两个年轻的合伙创办人，他们的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变地很受欢迎，但始终没有找到公司的盈利模式。Gross提出和他们的公司合股或者合并的要约。但Sergey Brin 和Larry Page在那个时候持纯化论的立场，他们不愿意看到搜索结果的诚实性被商业主义所稀释，所以最终拒绝了Gross的请求。

Within a year, however, Messrs Brin and Page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came up with AdWords, a system based on Overture's idea of putting advertising links next to relevant search results and charging only for clicks (but with the added twist that advertisers could bid for keywords in an online auction). Google soon added AdSense, a system that goes beyond search-results pages and places “sponsored” (ie, advertising) links on the web pages of newspapers and other publishers that sign up to be part of Google's network. Like AdWords, these AdSense advertisements are “contextual”—relevant to the web page's content—and the advertiser pays for them only when a web surfer clicks. Together, AdWords and AdSense produced $6.1 billion in revenues for Google last year.

然而，不到一年，Messrs Brin 和Page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并且想到了AdWords（关键字广告计划），这是一个建立在Overture的想法基础上的广告系统――他们把广告放在相关搜索结果旁边，然后只按该广告的点击量收费。（但一个附加的条件是广告主必须在一次网络拍卖中为相应的关键字竞标）。Google很快又推出了AdSense计划，这个系统则建立在搜索结果的网页之外，“赞助”的广告链接放置在那些与Google签订了协议成为其AdSense网络系统
的一部分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网页上。和AdWords一样，这些AdSense也是“情景化的”
—跟相应网页的内容有关—只有当广告被网上冲浪者点击的时候，广告主才需要付费。总的加起来，过去的一年里，AdWords和AdSense为Google带来了61亿美元的收入。

Because this advertising model is so lucrative, all internet portals want to catch up with Google. In 2003 Yahoo!, the largest media property on the web, bought Overture from Mr Gross for $1.6 billion. Yahoo! then dropped the technology it had been licensing from Google. Then Microsoft, which owns MSN, another large internet portal, built adCenter, its version of a “monetisation engine”, which has now replaced Yahoo! as the advertising system for searches on MSN. In addition, eBay, the largest auction site on the web, has a version called AdContext. Pay-per-click advertising is not without its problems—especially “click fraud”, the practice of generating bogus clicks for devious reasons, such as making a rival advertiser pay for nothing. Nonetheless, pay-per-click remains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raditional marketing for many advertisers. It is the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the online advertising market (see chart).

因为这种广告模式是有利可图的，所有的互联网门户都想跟上Google的步伐。2003年，雅虎，这家互联网最大的媒介公司，以16亿美元的价格从Gross手里收购了Overture。然后，放弃了Google公司提供的技术许可权。然后，微软公司旗下的MSN，另一家大型互联网门户，建立了adCenter，作为“货币化引擎”一个版本，现在已经带替了雅虎作为MSN搜索的广告系统。另外，eBay，互联网最大的拍卖网站，拥有一个叫AdContext.的版本。点击付费广告也不是没有缺陷－特别是“点击欺诈”，以某种不正当的原因产生的欺诈性的点击，比如为了让竞争对手的广告失效。然而，对于大多数广告主来说，点击付费比传统的市场营销方式要有效得多。它是互联网广告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见表）

Some companies are already exploring other methods of charging advertisers for consumers' actions. Mike Hogan, the boss of ZiXXo, a start-up near San Francisco, says that he is “disrupting the existing coupon system”, dominated by companies such as Valpak and Valassis in America. Some 335 billion coupons were distributed in America last year—priced, like other traditional media, in CPM—but only 4.5 billion were redeemed, which amounts to a “Wanamaker waste” of almost 99%. ZiXXo, by contrast, lets advertisers issue coupons online and places them on search results, online maps and other such places, but charges advertisers only when a consumer prints one out (50 cents per coupon from next year), thus expressing an intent to redeem it.

许多公司已经在探索以消费者的行动来向广告主收费的其他方法了。Mike Hogan，一家建立在旧金山的公司－ZiXXo的老板，说他“正在瓦解现存的优惠券系统”这个系统在美国被Valpak 和 Valassis这样的公司掌控着。去年美国大概有3350亿美元的优惠券被发放，—传统媒体一样，以CPM(每千人成本)计算定价—但是只有45亿美元的数量被赎回，相当于说99%成了“沃纳梅克浪费”。 ZiXXo，相反地，让广告主在网上发布优惠券并把它们放在搜索结果，在线地图，以及其它这样的地方。但是仅仅当消费者把它打印出来（50美分一张第二年可使用）因此表达出了一种兑换的愿望时，才向广告主收费。

As ZiXXo is pioneering “pay-per-print” advertising, Ingenio, another San Francisco firm, is betting on “pay-per-call”. Instead of coupons, it places toll-free telephone numbers on local-search pages—its biggest partner is AOL—and charges advertisers only when they receive a live call from a consumer. This is especially popular among accountants, lawyers, plumbers and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who find it easier to close a deal on the telephone. EBay is planning to sell pay-per-call advertising on a larger scale, by placing little buttons from Skype, an internet-telephony firm it bought last year, on its own web pages and perhaps those of others, so that consumers can talk with a seller after just a single click.

就在ZiXXo开创了“打印付费”广告模式的时候，旧金山的另一家公司，Ingenio，投注于一种叫“呼叫付费”的广告模式中。与优惠券不同的是，它把免费电话号码放在本地搜索的网页上—它最大的股东是美国在线—只有当广告主接到一个从消费者打来的有效电话他才需要为他的广告支付费用。这种广告模式在会计师，律师，管道工人以及其他服务提供者中特别受欢迎。他们发现这种方式能够更加容易地完成一项交易。EBay打算在更大范围内销售这种“呼叫付费”的广告，它可以通过在自己和其他的网站上放置来自Skype的小按钮，这样消费者可以在一次简单的点击之后直接与卖家通话。Skype是EBay去年购买的一家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互联网技术公司。

Meanwhile, Mr Gross, almost famous from his first innovation (and not at all bitter that Google got most of the credit), is once again busy pursuing what he considers the “Holy Grail” of advertising—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Wanamaker waste. He calls this cost-per-action, or CPA, although he means cost-per-sale, and says that it “just makes too much sense” not to catch on. His start-up this time is called Snap.com, a small search engine. An airline, say, that advertises on Snap's search results would pay not when a consumer clicks on its link but only when he buys a ticket. Google, which is researching almost all conceivable advertising methods, also has plans for CPA. Its new Google Checkout, an online payments system set up to rival eBay's PayPal, will allow Google to know more about how many users who click on one of its advertisements subsequently go on to complete a purchase.

以此同时，格罗斯先生，因为他的第一次创新而出名（他一点也不怀恨Google获得了大部分的荣誉）他重新开始忙碌地寻找他认为的广告的“圣杯”—沃纳梅克浪费的完全消除。他把它称之为“真实购买行为付费”（CPA），虽然他称之为CPA，但他说那里“有太多的含义”没法表达出来的。他这次是以一家小的搜索引擎公司—Snap.com开始做起的。一家航空公司说，基于Snap.com搜索结果的广告客户不是